▲2020年11月14日，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同学在烟台昆嵛山。（受访者 / 图）

全文共9493字，阅读大约需要22分钟

编者按：2023年，中国有18.36万本新书上市。2024年初出版的一本《班史》，在每年十几万新书中毫不起眼。豆瓣词条里，它只拥有9条短评和2条评论。

《班史》记录了一个大学班级四年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。序言中，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出，这本书的写作主体不是北大学生那样的“天之骄子”，而是一群二本学生，和他们的班主任。

它记录了一个雄心壮志的班主任，带着他的学生们，企图在日益原子化的世界里，重建连接，寻找理想的大学生活所做的种种。他们对抗网课，对抗平凡琐碎的日常，也对抗虚无和匮乏。

写作的起点可能没有那么可歌可泣。这是第一代走进大学的00后。他们在飞速向前的时代中成长，又在成人的关口遭遇疫情突袭。这也是一群“心有不甘”的学生，大部分人没能在应试教育中成功。而班主任发现，他们比自己十年前的学生要更沉默。

在以考研为目标的二本学校，故事没有迎来乌托邦式的结局。这个班最终成功考研的只有9个人，大部分人回到了自己的来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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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黄晓颖

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

责任编辑｜吴筱羽

1

“心有不甘”

应试教育这场仗，他们打得并不漂亮。

2018年9月1日，位于胶东半岛的鲁东大学，在一个暑气未消的日子开学。

文学院108教室里，班主任黄修志带着他的学生——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（下称“1801班”）40名同学开了第一次班会。

这是一群心有不甘的学生，应试教育这场仗，他们打得并不漂亮。

鲁东大学是一所山东省属高校，前身为烟台师范学院，为胶东半岛的中小学输送了大量老师。类似的学校，山东省内有超过10所。

如果想要摆脱“二本”标签，那他们的大学四年只有一个目标：考研。学生间流传着一句笑谈：“在山东，不孝有三：一不考研，二不考公，三不考教资。”四百多公里外的省内另一所师范院校，便是全国闻名的“考研神校”。

曾有台湾地区的学生来交流，看到走廊、楼梯里，都是背题、读书的学生，大受震撼。台湾学生告诉黄修志，在台湾，大家都在玩手机、打游戏。黄修志安慰式地解释，这些都是在考研的学生，在背英语、政治，“不见得真的在读书”。

这也是更沉默的一代人。黄修志的同事、文学院副教授袁向彤，把与学生的关系形容为“若即若离”。在班级QQ群里发消息，应者寥寥。学生习惯与老师保持距离，不搭腔。

上课时，黄修志注意到学生，干什么的都有，“老师在上面讲，下面有学生塞着耳机”。

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更淡漠。袁向彤记得，十年前，学生们校内试讲，六七个人分成一个小组，一个小组的学生会互相听课，互提意见，最后整个组的讲课风格都很像；十年后，学生们不再组队，各自找地方练习。

对此，黄修志有自己的解释。这一代学生在竞争更激烈的应试教育体系下长大，密不透风的学习让他们丧失对公共议题的兴趣，更关注个人诉求。并且，他们懂得“在言论上保护自己”，很少表露自己的观点。

但评价是相互的，一些学生会认为，大学老师的关注点也不在学生身上。

“有距离感”，隔壁班的一名学生回忆，班主任在院里负责很多行政事务、行事刻板，“很难抬手”。“抬手”的意思是“给以方便”，他很少找班主任。

黄修志想关注他们，收回的入学问卷上，一位家境清贫的南方学生写道：希望黄老师成为我的朋友。他住在开发区，距学校有半小时车程，上高速、过夹河、穿越黄金顶隧道。他掐着时间，中午花十五分钟吃午饭，省下来的时间，用来找学生谈话。他给自己列的班级计划里，其中一个目标是每位同学谈话不少于一小时。

这个任务执行花了近四个月，他接触到一些具体的困惑。

来自山东淄博的女孩姚凌说，自己的高中是市里最好的学校，高考失利来到鲁大，找不到方向，陷入迷茫和虚无。

秘若琳是从农学院转过来的，性格自卑、敏感，高中老师用的激励方式“近乎病态”。“经常挨打”，她回忆，老师会说：“不上大学，就只能去劳务市场当农民工，每天在路边等待，给别人打扫房子”“有什么尊严？像牲口一样”。她整日被恐惧包裹，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，直到大学，她在自习课上拿着手机读专业书籍，老师突然进来时，她下意识地，“差点把手机甩出去”。

叶子是仅有的三个男生之一，父母都是青海牧民，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，考上两千公里以外的大学完全出乎意料。初入校园时，他不服管教，遇人绝不主动让路，加入足球队，踢球也走“野”路子，“像牦牛一样横冲直撞”。

班长宋玥来自吉林白城，高中时“除了学习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做”。军训时，她就向黄修志提问，“黄老师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2018年9月1日，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第一次班会。（受访者 / 图）

2

班主任

对方难掩惊讶，“第一次有人主动说再干一次班主任”。

“你希望咱班是一个怎样的班集体？”

这是黄修志发的入学问卷上其中一个问题。大多数学生对班级的期待是：团结友爱、勤学苦读、充满人文气息。

“苦读”是二本学生的某种标识。很多学生都提到，希望黄修志能多推荐一些书籍。

黄修志第一次当班主任是2013年，中文系出身的他，带一群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。无法从专业上给学生指导，不太成功，他承认所有人都“尽力了”。

2018年夏天，当他和院领导提出要再当班主任时，对方难掩惊讶，“第一次有人主动说再干一次班主任”。唯一的要求是，给他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班。

在大学，班主任从来不是肥差。这份工作劳累、琐碎，每天要处理的是通知、表格、会议，还有学生的生活难题。有学生在网上被诈骗了一万多块钱，他陪着到派出所做笔录。有学生和男朋友分手，对方从千里之外“杀”到学校，威胁要跳下天桥。

写班志是黄修志在第二次班会前想到的，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班级计划，鼓励学生爱上思考、阅读，学会主动探索。

黄修志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，这隐隐指引了班志的方向——通过一篇篇日常记录，凝结成一部“班史”。他对学生说：“现在我们全班面临司马迁和班固面临的时刻，要为世界第一部为班级写的史书发凡起例。”

当然，大部分人没有把这句话当真。

一个人写一个月，4500字左右，太平淡或是太艰涩都不行，要带着“历史学家的视野”，记录班级发生的事，不能太散，不能写成个人总结。由学习委员路棣和黄修志校对，宣传委员孙雨亭排版，发表在班级公众号上。

至于公众号的名字，学生们七嘴八舌，“一班最帅”“一班最美”让他哭笑不得。

一天下午，黄修志在家，瞥见窗外几株硕果满枝的石榴树，想起两句诗：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“春阴垂野草青青，时有幽花一树明”。

那就叫“一树榴花照眼明”吧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，出自韩愈《题榴花》。五月，韩愈前去看望朋友张十一。失意的张十一家住得偏僻，但院子里，一株石榴树花开似火，树枝之间，一些石榴果慢慢开始长成形。韩愈感叹，遗憾的是此地并没有多少车马往来，任凭石榴花随风飘落在青苔之上，无人赏识。

这是个略显寂寥的故事。黄修志没有用这个解释，他告诉同学们，加上转专业过来的两名同学，班上42朵石榴花，开在同一棵树上，花开即是成人，可怜即是可爱，安静的地方正好没有一丝喧闹，“不要管他人投来什么样的目光，不要管有没有人驻足观望，要只顾自己成长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静静绽放”。

黄修志对这个意象情有独钟。一年后，他又创办了“石榴花读书堂”社团，和一本名为《石榴花》的校园杂志。

刚开始，班志的写作不太顺利。2018年9月的一个中午，第一位作者常佳珍来见黄修志，两页A4纸密密麻麻，分条记录了开学以来所有事件，班会、军训、上课的老师。

黄修志解释，不能像流水账一样，而是把这些事情像史料一样，按照事件的逻辑规律，过渡自然，转化成文章，“你就先写成散文吧”。

常佳珍交出了第一篇文章。班长宋玥和团支书陈奉泽审订校对时，对风格并无把握，觉得班志应该写班级整体性的东西，面对这份表达自由、个人色彩浓厚的班志，她们想让常佳珍再改改。

黄修志纠正了她们：“就是要从更个人的角度，去书写我们的故事。”

2022年6月2日，学生马鸿岩送给黄修志的“不会凋零的石榴树”。（受访者 / 图）

3

第一代00后

鲁东大学图书馆2022年文学类书籍借阅排行榜上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位列第二，《活着》排在第五，第一位是《人世间》。

这是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代00后。

他们此前18年的人生里，时代飞速向前，中国加入WTO、神舟5号上天、北京奥运会举办。第一位00后出生时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.2万亿，到了22年后，1801班学生毕业时，这个数字增长了近14倍。而就在他们步入大学校园不久，历史进程变得越发扑朔迷离。疫情、封校、网课，这些瞬间都被记录在班志之中：

2018年9月，开学，全班同学在班会上初见面，接着是为期10天的军训。在第一次班会后的问卷中，黄修志让同学们列举自己最喜欢的5本书。

有五六位学生填上了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鲁东大学图书馆2022年文学类书籍借阅排行榜上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位列第二，《活着》排在第五，第一位是《人世间》。2024年，推荐榜上还出现了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。

杜志敏是《平凡的世界》的读者。她喜欢读这些书，一部分原因是“书本照进现实”。她记得小说主人公孙少平“总想去干点什么”，但最终成为一个煤矿工人，“结局有些高开低走”。转念又想，在一个不断给他失望的环境中，好好活着，已经很好。

问卷答案中还有一些校园青春小说，“没什么意外的答案”，整体阅读面貌贫乏、单调，这激起了黄修志推荐更多类型书籍的热情。

9月23日，黄修志发布大一秋季的阅读书目，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《修养》是第一本。

此后每季都有推荐书单，以国内外文史哲经典为主，比如人类学经典《金翼》、史学经典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再配合一些解答成长困惑的书，比如《不成熟的父母》《学习的快乐》。

2018年10月，“百团大战”开始，加入什么社团是最热门的话题。12月，在筹备元旦晚会时，等来了一场初雪。

2019年春天，大学第一个考试周到了，刚从高中模式中挣脱的大一新生们还有些忐忑和不适应，纷纷前往自习室，如临大敌。这一年春节档，《流浪地球》上映。

9月，大二开始了，随后是计算机二级考试。10月1日，《石榴花》杂志创刊，石榴花读书堂也加入了“百团大战”。12月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。

2020年1月，疫情暴发。2月底，开始了“空中课堂”，第一周的网课跌跌撞撞，直到一个月后，“语音通话、腾讯会议、直播课堂、会议ID”等字眼才不再陌生。2月的最后一天，黄修志在QQ群里开班会。

马子梁在《风月同天共战“疫”》中记录，这次班会的主题是“近在咫尺的生存与毁灭”。黄修志提醒大家，“在激变时刻，拯救家人之前，先让自己变得强大，但必须做事，才能让内心强大起来”。

班会的最后，他点了三位较为内敛的同学，让他们朗诵了一首阿尔弗雷德·豪斯曼的短诗《趁生命气息逗留》。

2020年3月，原定于这个月的诸多考试一律延期。五四青年节，B站短片《后浪》在朋友圈刷屏。这时国内疫情好转，学校趁着小满之时安排学生自愿返校，但最终，全班无人返校。

2021年3月，此时，熬过疫情的8个月，大家重聚了，但不到4个月，就又要分别。

黄修志看得更远：实习后就是暑假，大部分人要考研、考编、考公，开始求职，“很难有机会再面对面坐在一块儿了”。杨聿艳在《单枪匹马的实习》里，记录他有些唠叨，叮嘱说，“尤其是刚去的第一个月，要勤快一点，谦虚一点”。他给同学们准备了苏霍姆林斯基《给教师的建议》和三期《石榴花》杂志。他的声音有些哽咽，说完后就大步离开了教室。

望着那冲出教室的背影，同学们都沉默了。

那一刻的叶子变柔软了，他记得，黄修志“像一个老父亲送他四十几个儿女去外地打工”，“好多人都哭了”。

2022年3月，学校再次改为线上教学。5月10日，宋玥组织同学们吃毕业餐。那天仅有不到一半人到场，剩下一半，要么忙着准备考试和找工作，要么在疫情隔离中，包括黄修志。

《石榴花》杂志。（受访者 / 图）

4

修志同学

“二本”标签就像一个幽灵，不时缠绕着他。

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学生时代的黄修志吧。

1987年，黄修志出生在山东东平的一个村子，直到高考时，他才第一次到县城。他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，考上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。学校离家不过九十公里，在那里，他为可以看电影、找资料的电脑诧异，并在持久的惊奇中学会了开关机。

和他日后工作的鲁东大学一样，聊城大学也是一所二本院校。没有专门的班主任，负责学生的团总支辅导员，一个人管好几个班，认不全学生，跟他打招呼，也是“形式上点点头”。

黄修志喜欢读书。一次课后，他追着老师，请老师推荐书目。那位老师看了看他，“我回头想想再告诉你”，然后匆匆离开。黄修志留在原地，十分失落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没有“回头”了，他来不及要联系方式，老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

毕业时，一位舍友单独为他饯行，告诉他，虽然自己不读书，但从大一军训时，就觉得黄修志爱读书，“但没有一个老师来引导你读书”。

那时他在班里算是“异类”，身边的男孩们，要么在网吧玩游戏、看电影，要么在读村上春树、渡边淳一的小说，还有一些同学，认真背着英语单词。

之后，黄修志去武汉大学读研，在武大文学院，他知道了“一流高校坐拥什么样的资源”。

上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和《海外汉学史》的教授于亭，那时常请学生到家里聊天、到餐馆吃饭，学生们仿照李宇春的粉丝名“玉米”，称自己为“鱼刺”。于老师曾说，读书要先从经典入手，不要猎新，又推荐了很多北美学者、日本学者的书籍，其中包括汉学家史景迁。

黄修志的志趣渐渐转向历史。如同很多二本学生的梦想，他不断去往更大的平台，博士毕业时才26岁，是复旦历史系博士班里最年轻的一个。

但“二本”标签就像一个幽灵，不时缠绕着他。2013年夏天，黄修志博士毕业，参加一所浙江省属高校的招聘，工作人员翻了翻他的简历，还给了他，“本科不是211，三个专业也不一致，你希望不大”。黄修志反问，“贵校是211吗？”

工作人员没有回答，招呼着下一位。

工作以后，博士导师邹振环曾给他发邮件，告诫他，“现在你应该忘记自己是复旦大学的博士，内心不要经常记着在复旦研究生期间的辉煌”。

他越来越体会到普通高校和一流高校的区别。一个更直观的体现是，双一流高校的学生，每到大三，忙着保研、出国。而地方院校推免名额极少，也没有博士点，学生“基本上对走学术研究的道路丧失信心，只能回归小镇做题家的状态”，寻求一个机会。

2017年，黄修志被借调到教育部一年，那年他30岁，已经做过一届班主任，在京读了140本书，出席各种会议、到不同城市调研，“在视野上受到了一次洗礼”。

愿意再当班主任的另一个激励，来自一位生物系的班主任。2018年，那位老师告诉他，自己班上38个学生，37人考研，33人过线，32人“上了岸”。黄修志听得“心潮澎湃”。

这一次他决心，不要做一个不会“回头”的老师。

他会通过私交来邀请学者做讲座。来自外校的学者，会惊讶于二本学生们的跨学科思维。

2020年10月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任海涛在线上为同学们讲座，以校园欺凌为切入点，分享跨学科学习经验。同样的讲座，他在十几所学校讲过，鲁大的同学们十分活跃，在有意控制时间的情况下，“开了近三个小时”。

其他学校的讲座多为法学院承办，相比“跨学科学习”话题，学生对法学专业学习更感兴趣。而在鲁大，有学生问“文学和法律有什么关系”，也有学生问他，“从文学角度怎么研究校园欺凌？”

任海涛也是从河北农家走出的“80后”。2000年他进入兰州大学学习法律时，所在的一分部，容纳了哲社、中文、历史、国政、法律、新闻六个文科专业的学生。他经常旁听、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，由此接触到不同专业的同学，也读了不同领域的书。他还记得，那时学生会机关报的主编，是物理学院的叶伟民。

本硕博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在这个校区，可以共享学术讲座、课程，本科生还去旁听硕士和博士答辩。老师的家属院就在教学区旁，每到晚上，老师们都在校园遛弯，聊学术、国家大事，同学们在后面跟着。操场跑步、食堂吃饭，师生之间天天见面，“什么问题都能请教”。

这些是本科时的黄修志接触不到的，甚至可能是中国最广大的二本学生群体共同的窘迫，写作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黄灯、写作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的艾苓，都写到出身乡村的二本学生在求学和求职中的匮乏感。

黄修志也想让学生多些机会打开视野，他成立了访修营，准备带学生去访学。但疫情中的1801班，未能走出山东。

2006年，本科时期的黄修志。（受访者 / 图）

5

离开的，留下的

烟台历来多雪，这留在那些离开的人记忆里。

2022年6月14日，以张佳怡离校为节点，1801班学生全部离校。

是时候看看黄修志的带班成绩了。奇迹并没有发生，从考研结果来看，1801班不是一个“成功”的班级，最终考研上岸的，只有9人，其中2位同学考上本校。更多的人回到了他们的来处。

叶子曾想到内地闯一闯。大学四年，他形容自己的变化是“从野蛮到文明”。开学后，黄修志选他当班级负责人。第一次被委以重任的叶子，很快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。叶子总结，管理班级的前提，就是“以身作则，管好自己”。四年下来，回到家乡，朋友会说他变得不像牧人，而叶子反复强调，“如果没有黄老师，我可能真的在放牛”。

他最终回到了青海的一个县城，在事业单位里抄材料、写汇报。进入体制之初，他的偶像是在脱贫攻坚岗位上因公殉职的黄文秀，但在现实面前，理想很快遭受打击。“你读过乔治·奥威尔的那本小说吗？”他问。

2023年，姚凌第三次考研。她只有一个念头，离开山东，她认为，只有离开周围的评价体系，才能有不一样的开始。

宋玥也回到了家乡白城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县里两场事业编考试她都通过了。她是单位少有的年轻人，工作没什么压力，但她对这种宿命感感到恐慌。

至于那个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，黄修志对她建议说，或许人生本就没有意义，只是人生下来就要劳作，作为群居动物进入生活日常，而日常意味着琐碎。这也成了他对自己的勉励。

秘若琳是考研成功的9个人之一，在阅读中，她对社会学萌生兴趣。如今她正在南开大学读社工与社会政策专业，她发现，这里真的有很多真心愿意帮助她的老师。

近一半的学生，成为和黄修志一样的人，做了老师，包括一些考研未果，回到家乡，辗转求职的学生。据《鲁东大学2022-2023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，烟台市基础教育教师中，鲁大毕业生占53.6%。在烟台一所小学，刚结束的寒假里，杜志敏给学生布置了阅读书目，是《木偶奇遇记》。黄修志推荐的书，她读完的有十多本。

那么，一场理想大学生活实验，究竟带来什么改变？

不少人会提到一些人与人“连接”的时刻。

秘若琳发现，自己原来并非“孑然一身”。2022年5月的线上考研经验分享会，听了路棣的分享，她想立刻将自己之前的学习笔记发给她看，又担心唐突。反倒是路棣抢先一步发来了消息，告诉秘若琳，她分享中提到的一句话，曾是自己的QQ签名。那时，秘若琳“想冲到她的面前同她长谈，怎奈何冰冷的屏幕无法传导内心的热情”。

姚凌离校当天是中午，同学已经走了很多，剩下的人加起来不到四个宿舍。她和舍友一起打扫卫生、寄行李，并和黄修志告别。回到宿舍，大家推着行李箱，打开宿舍门，滚轮在走廊里划出离别的长音，突然，108、107、110、111宿舍的门都打开了，大家都走出来，和她们挨个拥抱告别。

黄修志留在原地。他的办公室里，保留着王心慧捏的一瓶小星星、姚凌写的一幅《千字文》、杜志敏画的一幅水彩、路棣折的一瓶彩纸花，还有马鸿岩送他的、不会凋零的石榴树，但此刻，陪伴他的，是窗外鹅毛般的大雪。

他不打算第三次当班主任了，他将带班的经历比作写论文，“总想着要写出新东西”。

《班史》出版的这个冬天，烟台市芝罘区的雪深一度达到53厘米，突破历史极值。烟台历来多雪，这留在那些离开的人记忆里。

2024年1月，黄修志办公室窗外的雪景。（受访者 / 图）

6

河流

某种意义上，他也像他的学生们一样，回到了自己的来处。

《班史》出版的消息，让联系渐疏的学生们激动。

叶子没想到，自己这个小人物，竟然真的能够参与写“史书”，“还能出版”。

有人在豆瓣留言说，自己曾全程旁观他们的经历，“令我们这些入了大学就成为独来独往者羡慕”。

崇文书局的王璇是《班史》的责任编辑，此前她经手的书大多是古籍和学术类专著。这样一本由学生和老师完成的书，她承认，“很难用文字成熟、逻辑严密、思想深刻这样的标准，去要求刚刚高中毕业的一群学生”。

“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真实。一是反映了非常广大的被忽视的二本群体，第二个真实就是他们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间。”王璇说。

路棣是最早看到样书的学生，她在上海读研，和黄修志一起完成了《班史》的审校。

2023年12月30日，上海下着小雨，路棣收到了出版社寄出的15本样书，曾日夜编校的书出现在手中，她把各个部分重新翻看了一遍。她意识到，构成大学回忆的并非是一分一秒，而是被记下来的一个个事件。

几天后，黄修志来到上海，他们在黄浦江边散步。“路棣，我早就想到了今天我们在上海外滩见面的场景。”

路棣很惊讶。原来黄修志早就确信，她能成功上岸，来到这座城市。

在夹岸高楼的注视下，寒风凛冽的黄浦江，那天出奇安静。

黄修志也曾梦见自己化成一条河流。那是在同学们将要毕业的时候，他梦见，在山间草木和乡间田野中，自己是那条河流。

童年时，黄修志家里“食物贫乏、玩具稀少”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与麦田、河流、鸟兽虫鱼为伴。村子西边有一条小西河，鸭子和鹅常在平缓的碧流上游泳，他和小伙伴们常常到河里洗澡、钓青蛙。他认为自己永远属于乡村，最终还是要回到乡村中去。

只是，这些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，距离黄修志成为老师已逾十年，变化的事情太多了。几年前，黄修志回到家乡，儿时常去滑冰和游泳的湖已经被填平，小西河两岸的芦苇成了麦田，河流中间，有人用渔网截水，用来养鱼。

但某种意义上，他也像他的学生们一样，回到了自己的来处。

2013年夏天，26岁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生黄修志从上海乘坐绿皮车来到烟台，鲁东大学是最快给他答复的一所高校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，鲁东大学看好这个年轻人，让他直接到烟台签协议。

签完工作后，他来到烟台的海边。中国的海，大多在城市的东面或者南面，烟台是少有的海在北面的城市，太阳升起，阳光打在海面上，干净、明亮。他当时觉得，烟台也挺好。这里离家五百公里，转眼就是十年。

黄浦江、关于河流的梦、村旁的小西河，黄修志提到了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结尾：

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，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。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，左肩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。圣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树上；松树屈曲了，他的脊骨也屈曲了。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。他们长时间地嘲弄他，笑他。随后，黑夜来了。他们厌倦了。

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得那么远，再也听不见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。在激流澎湃中，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，——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，嘴里老喊着：“走罢！”——他便走着，伛着背，眼睛向着前面，老望着黑洞洞的对岸，削壁慢慢地显出白色来了。

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，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。天又黎明！黑沉沉的危崖后面，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。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。于是他对孩子说：

“咱们到了！唉，你多重啊！孩子，你究竟是谁呢？”

孩子回答说：“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。”

《班史：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（2018-2022）》，崇文书局，2024年1月。（资料图 / 图）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叶子、宋玥、姚凌为化名）